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全球劳动力市场，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这种重塑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变革和创造就业能否齐头并进？当人工智能可以轻松释放海量知识时，我们去哪里寻找人类工作的价值呢？中国社科院院士蔡昉在新书《中国就业新趋势——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中，试图为这些日益现实的问题寻找答案。近日，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在人类与人工智能竞争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与人工智能实现多元互补。蔡昉/受访者提供 《人类唯一的出路是寻找比较优势》 《中国新闻周刊》：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将产生哪些影响？哪些职业是受影响最大？展望未来，这种工作变动是否会更加激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蔡昉：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对就业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ChatGPT诞生后，一些白领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对应届毕业生的需求明显减少。例如，在法律行业，刚毕业的法学院学生通常负责文案撰写、卷宗审核等基础工作。这些恰恰是AI具有高生产力的领域。事实上，人工智能引领的这一轮技术革命与前几轮不同。过去，新技术带来的工作变化主要是针对重复性体力劳动或低技能半熟练劳动，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取代需要高等教育背景的技术工作。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技术有限的行业，人工智能目前可以达到中等技能水平，可以轻松取代入门级毕业生。未来，随着AI从大型语言模型进一步进化到智能的存在，更多的工作岗位将面临被取代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强大的认知能力。在这个空间，它的智力水平是暗淡的，就是人的智力水平。因此，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就业市场上与人工智能形成差异化互补，而不是在人工智能领先的领域与之竞争。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人机协作与共存。机器人学家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曾提出著名的“莫拉维克悖论”：他发现对人类来说非常困难的任务，比如成为围棋世界冠军，人工智能可以完成，但对人类来说很容易做的事情，比如走过桌子和桌子。坐在椅子上给别人倒一杯水，是人工智能难以模仿的。这向我们说明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有一些相似之处。人类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命体和智慧体，在进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堪称“隐性知识”或“实践智慧”的知识。这些是更“人”的能力。这些能力只能被理解，但它们构成了我们的独特性，例如自我控制、团队合作、社交能力和艺术视野。只有人类才会为莎士比亚的悲剧流泪，但人工智能不会。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人的这些潜在“本能力量”，强化与人工智能互补的人力资本，是未来劳动力市场中人与机器共存的关键。在人与机器共存的场景下，工作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岗位。人工智能可以颠覆各种传统工作的任务，重塑整个生产过程，让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处理他们擅长的领域。换句话说，人机协作的新业态有机会为工作创造更多可能性。应该认识到人工智能对工作具有双重影响。虽然它破坏了工作，但它也可以创造工作。当我们处理人工智能对工作的影响时，主要做法是努力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破坏就业机会，这说明了人工智能协调的重要性。所谓“对齐”，就是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类所用”，符合人类的目标、偏好和伦理原则。这不仅要在技术模型层面进行，还需要技术开发者、投资者、企业家和用户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达成共识并确定共同的方向和行动重点。 10月15日，每北京一家视频制作软件公司负责人的儿子用手机展示了自己平台制作的短片内容。图片/视觉中国《中国新闻周刊》：为了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和谐，从培养人力资本的角度，我们的教育应该如何变革？蔡昉：人工智能对工作的影响，引发了以增加受教育年限为目标的人力资本培养模式。新的人力资本培训不能完全放在学校教育中，而必须转向可持续的、覆盖劳动者全生命周期的终身培训：一是关注婴幼儿早期发展；二是将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向前向后延伸；三是强化终身学习机制。尤其是学前教育。刚出生的孩子会重新比成年人拥有更多的人类“本能”，而成年人会像人工智能。根据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研究，对非认知技能培养影响最重要的是婴儿0-3岁时。这些对生活至关重要的能力和技能主要是在童年时期发展起来的。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重心前移。目的不是传授更多学科知识，而是提高孩子整体感知世界的能力，让他们学会识别物体、判断颜色……这些早期的经历非常重要。政府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深度整合学前教育资源，因为教育前期人力资本投入越多，获得的回报率就越高。建立全周期人力资本培训体系的主要难点是如何有效协调吃了资源。例如，0-3岁和3-6岁儿童在管理服务上分别属于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这增加了整合学前教育资源的复杂性。事实上，如何妥善管理好教育各个阶段之间的内部联系和有效联系，是我国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所欠缺的。根据未来终身学习的人力资本需求，政府可能需要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教学内容、各个阶段的目标追求，评价方式也将全面更新。另外，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从长远来看，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在校生数量将陆续减少，导致大量教育资源闲置。这为资源协调提供了机会之窗离子和积分。政府可以考虑将一些闲置资源转移到职业培训上，或者为老年工人提供技能提升服务。易托丽塔，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技能。 2024年4月11日，江苏省昆山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使用“AI小昆”。图/视觉中国 对人工智能征税 《中国新闻周刊》：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实现劳动者全生命周期的培训，除了资源协调外，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严重下滑。这笔钱从哪里来？政策层面如何准备应对人工智能的短期劳动力市场冲击？蔡昉：从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短期影响来看，就业岗位总是被破坏巴戈创造了就业机会。研究发现，因技术变革而失去工作的人和获得工作的人之间存在显着的时间滞后。有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改变职业结构。因此，在应对当前的影响时，政府必须为每一个失业的个人提供有效的保护机制。这也是一种“对齐”。在那些大规模人工智能就业替代的行业，未来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开征人工智能税，将税收收入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为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劳动者提供失业补偿、技能培训等变革所需的保障资金，从而减轻技术变革的社会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时代，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保障体系必须更具包容性。政府应提供利felong 为未来各个年龄段的工人提供教育和培训服务并进行相应的投资。人工智能征税的逻辑是，如果人工智能的运用确实显着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为相关企业创造了可持续的经济价值，那么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红利就不应该由个体企业独占。政府要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让全社会分享红利，这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生产力分享机制一方面可以减少美国已经出现的垄断和赢者通吃的局面；另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对经济结构稳定造成的损害。凯恩斯在1930年预测，100年内，劳动生产率将提高4-8倍，因此人们每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就不会再工作了。不得不把大部分的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工作上。许多经济学家的计算表明，凯恩斯预测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实现，但今天，人们仍然需要每周工作40小时，而不是15小时。 “内卷化”背后的深层逻辑值得我们深思。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带来生产力的飞跃，我们迫切需要重新定义工作，重建薪资与工作的关系。如果我们放眼长远，特别是当通用人工智能（AGI）真正到来时，未来的职业必须聚焦于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届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打破资源约束，消除劳动生产率对人力资本的回报。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但人工智能比之前的任何技术革命都更接近实现这一壮举。 《中国新闻周刊》聚焦《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中国，分析人工智能对工作的影响，不能回避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当前工作结构的矛盾。针对“大人和小孩”，您有什么针对性的建议吗？蔡昉：虽然我国劳动力市场在疫情期间逐渐摆脱周期性失业，但常态化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存在。就业结构的矛盾尤其表现在“有工作无人做”和“有人不做工作”两种现象并存。年轻人中流行的“内卷化”、“平躺”潮流，都是结构性矛盾的表现。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技能与市场需求无法有效匹配。更重要的是w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实际上削弱了我们应对AI就业危机的能力。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必须注重“一老一小”。年轻工人的主要劣势来自于人工智能对初级工作的重大影响。因此，政策设计的关键是如何加强培训，利用人工智能赋能，让年轻工人快速克服经验障碍，尽快提升中层人力资本。老年工人面临的工作挑战不仅是技能过时，还有可能被排除在全智能工作环境之外，从而加剧“数字鸿沟”造成的弱势地位。因此，除了技能培训外，老年人就业支持还应强调让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具有辅助性和普惠性，这种倾斜的技术方案也可以被设计出来。签署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未来老年人口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将持续增加，提高其实际劳动力参与率尤为关键。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共培训资源应向他们倾斜，通过准确的技能评估，帮助他们发现自身技能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因此，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关键在于推动人口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深度融合。发表于2025年12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第1216期，杂志标题：蔡昉：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危机？记者：霍思怡（[email protected]） 编辑：杜伟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则包括照片或视频）由自媒体平台用户上传发布”网易帐号”。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注：以上内容（如有，包括图片、视频）由网易号用户上传发布，网易号为社交媒体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